【案情回放】

汪某与杨某甲、杨某乙系同村邻里，其中杨某乙与杨某甲是叔侄关系，杨某乙作为“五保户”，与侄子杨某甲同住一栋房屋，并饲养了一头牲猪。2018年1月，按照当地农村“杀年猪”的习俗，杨某乙与杨某甲通过口头或手机联系的方式，雇请了当地“杀猪匠”，同时通知了邻里汪某、唐某等人前来帮忙。

1月25日，众人在二被告房屋的晒坝内杀猪时，意外突然发生——汪某的右眼不慎被猪踢伤。事发后，杨某甲的儿子立即将汪某送往五星卫生院进行简单处理，随后转入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，同年2月10日出院，诊断结果为右眼创伤性失明。治疗前期，杨某甲积极配合，主动承担了全部诊疗费用。2018年3月11日，经双方所在村组干部调解，达成协议：观察汪某眼睛恢复情况半年，半年内杨某甲按每月1800元支付生活护理费，半年后再根据恢复情况协商后续事宜。但协议达成后，杨某甲并未按约定支付护理费。

2019年2月22日，汪某经司法鉴定所鉴定，结果为七级伤残，且终生需要部分护理依赖。因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无果，杨某甲还曾率先提起诉讼，要求汪某返还其垫付的医疗费等费用，诉状中还明确载明“原告杨某甲杀年猪”等内容，后杨某甲撤回起诉。最终，汪某以义务帮工受害为由，将杨某甲诉至法院，要求赔偿各项损失507290.8元；法院受理后，依杨某甲申请追加杨某乙为共同被告。

【法院审理】

法院审理后查明，汪某参与“杀年猪”未被对方拒绝，应认定为义务帮工行为，汪某属于帮工人。关于赔偿义务人的确认，杨某乙明确认可被宰杀的年猪系自己喂养，汪某无相反证据否认，因此杨某乙系被帮工人。

对于杨某甲的身份，法院认为，二被告系叔侄且共同居住，“杀年猪”地点在二人共同居住的房屋晒坝；事发时及汪某受伤后，杨某甲均全程参与纠纷处理，不仅垫付了全部医疗费，还在此前的起诉书中自认“杀年猪”的主体是自己；结合证人证言证实雇请杀猪匠、通知帮工人员均由二被告共同完成，上述证据足以证明杨某甲也具有被帮工人的性质。因此，法院认定杨某甲与杨某乙均为被帮工人，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。

关于责任划分，法院指出，杀猪属于高度危险作业，汪某作为成年人，不具备专业杀猪技能，在帮工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，因疏忽大意导致受伤，自身存在过错，酌定由其自行承担30%的责任；二被告作为被帮工人，承担70%的赔偿责任。

关于赔偿金额，法院经核算确认合理损失共计245878元，具体包括：残疾赔偿金106648元（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）、误工费43230元、精神抚慰金20000元、鉴定费3000元、护理依赖费用73000元（按每天100元、部分护理依赖50%、暂计10年计算）。按照责任比例，二被告需共同赔偿汪某172114.60元。对于杨某甲垫付的医疗费，因双方均未提供相关票据，无法确认具体金额及超出份额，法院未一并处理。

综上，法院判决杨某甲、杨某乙支付汪某各项损失172114.60元。

【法条链接】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2003修订）第十四条第一款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，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，不承担赔偿责任；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，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，应当赔偿医疗费、护理费、交通费、营养费、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，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。造成残疾的，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；造成死亡的，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，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。

【汉济律师提醒】

邻里之间互帮互助是传统美德，但在参与帮工活动时，尤其是涉及杀猪、建房等具有危险性的作业时，帮工人需充分评估自身能力，尽到审慎的安全注意义务，避免因疏忽大意遭受损害；被帮工人作为受益方，更应提前做好安全防护措施，对帮工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提醒，降低作业风险。义务帮工并非“无偿就无责任”，被帮工人对帮工人员在帮工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，除明确拒绝帮工的情形外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；但若帮工人自身存在过错，也需承担相应的责任，减轻被帮工人的赔偿比例。无论是帮工还是请人帮工，若发生意外，双方都应妥善留存医疗费票据、调解协议等相关证据，以便后续协商或诉讼时明确责任、核算损失，避免因证据缺失导致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。